从细节深处透视大明边防——读《长城之外》

明朝代元立国以来，面临着以北虏南倭为重点的边防问题。“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清]张廷玉：《明史》卷91《兵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2243页），总体而言，嘉靖四十三年，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荡平福建、广东等地的倭寇，“倭患始息”（[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中华书局1977年版，868页），沿海地区已相对安定。但北虏问题可谓伴随明王朝始终，明朝修筑长城并在沿线设置卫所、军镇，防御蒙古、女真等部。直至隆庆五年，明廷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对其弟、子侄和部下封授官职，规定贡期、贡额与贡道，重新开放互市。此后数十年间，蒙古诸部一直维持对明朝的臣属关系，封贡持续不断（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133-134页）。万历中后期，建州女真崛起，明朝的防御重点转向辽东。最终的历史进程，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但建州女真建立的清朝扫清南明与起义军余部等势力，统一了中国。

综览中国历史，中原政权依托长城展开的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史是一部政治史，涉及边防策略、战争动员、后勤保障等诸多问题，于国力是极大考验，也是一部社会生活史，边防深刻影响着守边军士、普通民众的生活。因此，从多重视角剖析明朝在九边乃至整个沿边、沿海的防御机制与效果是极为重要、极具学术价值的议题。《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下文简称《长城之外》）便是这样的研究。

窦德士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给出要解决的问题，问题意识鲜明。“在这276年中，明朝无时无刻不在设法防范其边防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来自内陆亚洲草原深处的‘骑射手’。对此，本书试图说明的问题抛引如下：明朝，一个缺乏现代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前工业社会，是如何在跨度如此之长的时间里成功守卫其超过2700公里的北境防线的？”又在第一章续说北境防线漫长、自然环境复杂、民族众多等特殊之处，“大明的防线总计超过1.1万公里，其中还包括东南亚陆地边防和太平洋海防，并非只有北境防线。不过客观地讲，北境之外有更多虎视眈眈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垂涎着中原的人力物力。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卫，到远达辽东、渤海湾的山海关，明朝的北境防线形成一张总长超过2700公里的巨大弧网。这一防线贯穿陡峭而不结冰的高山、沉积作用下形成的风积土所组成的圆丘、沙漠、草原和森林。在这一巨弧之外，居住着很多非汉族人。这些民族在明代常被笼统地称为‘蕃’（又作‘番’‘土蕃’，藏族或与其相近的民族）、回族、土达（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亦作‘土鞑’）、卫拉特蒙古（瓦剌）、鞑靼和女真，这些称呼一般仅是为了区分某些不同的族群。这些居住在北境防线周边的人，对明朝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5页）。继而提出己见，“总的来说，在明朝享国276年间，这一防御体系基本上是发挥作用的。除去相当重大的失误和若干噩梦般的溃败外，明朝政府基本守住了这一防线”（5-6页），书末又深化之，明王朝“并非全部亡于边防体系的崩溃，而是其内生的、根源性的系统结构内部发生了灾难性崩溃”（1000页）。揆诸史实，明王朝威德兼施，北部边境防御体系确实发挥了作用，窦德士的观点中肯有据。

窦德士在序言中还解决了两大问题。首先评述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边疆形态”、长城与边防等问题的研究，提出“边境长城只是其中（北境防线和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之核心观点，统摄全书讨论。他指出托马斯·J·巴菲尔德、莫里斯·罗萨比、谢钦·札奇斯钦与凡杰·西蒙斯等人的研究“关注点侧重在草原本身，对中原的重视程度反而不够”。拉铁摩尔、林霨的研究似乎是窦德士关注的重点。早在1992年时，窦德士发表了关于林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一书的书评，认为林霨提出的明朝修建长城主要出于“内部政治原因”“是最吸引人的结论”。该书继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后首次认真审视中国北部边疆，但前者关注的重点是区域人类生态环境，而非防御策略（John W. Dardess. Reviewed Work: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by Arthur Waldro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May 1992, Vol. 14, No. 2）。在《长城之外》中则认为《长城：从历史到神话》“致力于关注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如果将其关注的边境长城置于中原对草原世代侵袭的反应的大框架下，则可以发现，边境长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回应卷首明朝“如何在跨度如此之长的时间里成功守卫其超过2700公里的北境防线”问题。“答案当然无法简单地在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火器发展史或长城修建史中得到，而要从一连串经年累月的事件叙述中去总结，从一系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涉及为迟滞对中原永无休止的袭扰，消除事关存亡威胁的战事、谋略、决策、行动的史实中去发现”，综合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综合“我者”与“他者”视角，在明朝与蒙古、土鲁番、女真等部落互动的过程中，整体与个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仔细检视、整体性考察明代北部边疆的国家安全问题。

其次将明朝“层出不穷的边防安全事件”分为三个典型时期，明朝统治者民族观、天下观和国家观的演变也可以此三个时期划分，此种演变，影响着明王朝的防御方略。第一个典型时期是洪武元年到宣德十年，“这一时期，明朝皇帝掌控着全局”；第二个典型时期在正统十四年后，土木之变成为一大转折点，此后直至隆庆五年，明朝逐渐由攻转守；第三个典型时期始于隆庆五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和解一事，但万历中后期，建州女真渐成大患，农民起义席卷中原，明王朝“竭力难支”，大厦倾圮。正文分为十四章，动态考察洪武至崇祯十四位皇帝（在位不满一年的洪熙皇帝、在位四年的建文皇帝未在讨论之列）在位期间明朝边防政策的演变及相关细节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正统十四年以后直至隆庆五年，“皇帝难以恩泽天下，明朝逐渐转向内敛并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华夷之辨’的保守思想抬头，渐次取代此前‘天下一家’的开放包容氛围”。历史证明，明朝民族政策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但“取代这种‘天下’世界观的，是一种更加趋近于‘大汉族主义’的世界观，一种使中原与周边走向隔绝的对立的‘堡垒姿态’”（192页）之论，恐不能静态观之。仁宗、宣宗调整了北边防御方式，采取积极的内敛防御策略，但明蒙双方长期交战对峙期间，沿边贸易未曾中止。经明蒙双方的不断努力，隆庆年间，“明朝与草原方面的关系发生了彻底变化”（829页），达成和议。明朝在不同时期有海禁，有局部闭关，但从未“锁国”（万明：《“隐蔽”变化中的明代中国与世界》，《光明日报》2020年06月24日16版），也没有“与周边走向隔绝”。“隆庆开关”之后，“一个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世界市场体系开始建立起来，而这个体系的中心在中国”（彭勇：《明代开辟传统工商业发展新时代》，《人民论坛》2020年第17期）。历史发展过程包含着必然性与偶然性，明清易代的内部因素扰动了中国自身的发展。

具体展开论述时，窦德士非常重视从国家制度的高度审视边防问题，“明朝的边防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要求国家机器能够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不间断地动员有生力量，投入到边防后勤补给中”（69页），明朝高度成熟的国家制度尤其是文官集团政府维系着明王朝的有效运转。以具体的例子来看，“土木堡之变是明代边防建设迄今遭受的最严重的系统性冲击”，但文官集团迅速做出反应，由郕王朱祁镇监国，在明朝政府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但“无疑具有合理性”，于谦以兵部尚书领导北京保卫战，最终使明王朝转危为安（284-316页）。正德皇帝在位时，“尽管明朝迎来如此‘任性’的皇帝，但强大的官僚体系及其中杰出的人才仍在发挥作用，出色地维系大明王朝的正常运转”（565页）。但国家制度一旦运行无序，无法消除内生性不利因素如党争时，带给明朝的将是灭顶之灾，如“年轻无能的天启皇帝和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未能在顶层设计时给予有效训示，致使朝野上下党争不断，而彼时之官僚体系又无力从根本上消除党争带来的影响。明廷一旦失去中央之权威，整个大明王朝便将陷入不可言喻的停止状态”（1000页）。

明绘长城图

制度中个体的心态、能力的讨论，有助于深化对明代以边防为中心的各项制度运行实效的认识。皇帝是“国家权力结构的总枢纽，至于如何表现权威和地位，只是形式而已”（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40页），其心态、能力对国家影响颇深。以嘉靖和隆庆父子为例，嘉靖皇帝“亟欲奋发有为，尽管他存在某些性格缺陷，如暴躁、易怒及多疑”（695页），他对俺答汗请求互市之事持怀疑态度，如此种种，“明朝北境边关军民不得不为嘉靖皇帝的固执付出巨大代价”（813-817页）。享国既短的隆庆皇帝在明朝历史上扮演着何种角色？“由于迷信‘二龙不相见’的传说，又非长子，因此隆庆皇帝即位前，甚少得到嘉靖皇帝的关爱”（829页）。窦德士未再展开叙说，实际上，“独特的境遇涵育出他（隆庆皇帝）独特的性格和心态特征”，即位后“尽可能摆脱历史的陈见，尽可能不受其牵累，摆出有志弃旧图新的姿态，树立起一个新的比较明智的形象”（韦庆远：《隆庆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4、129页），推行一系列新政。窦德士这样评价隆庆皇帝，“执政有种种局限，但彼时明朝君臣中，唯有其能决定与俺答汗和议之事。没有他的钦定，和议恐怕要束之高阁”（833页），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明史》评价穆宗谓“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清]张廷玉：《明史》卷19《穆宗本纪》，258页），学界业已指出，穆宗因“临朝无所事事”受到后人批评，但正是在穆宗时，明朝北部边防发生根本性转变，明蒙之间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俺答封贡”，北边进入了“无一矢之警”的相对和平时期（胡凡：《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官员个人的能力与品质也很重要，“明朝的边防安全，不唯有将士驻守拼杀，亦有赖于督抚、御史的适当参与，他们中的一些甚至还具备开阔、睿智、聪慧、果敢和正诚等令人称羡的品质”（875页）。以杨一清为例，“他总是着眼于现实问题，力主完善明军的后勤供应和保障。明军两百多年的边防，正因为有杨一清这样兼具才智能干的官员的参与，才得以步履蹒跚地继续维持运作”（766页）。

在以明朝史料为主的研究条件下，重视综合“我者”与“他者”视角思考问题。窦德士提出“我们对一系列事件的描述，都是从中原汉地的角度出发，而无法见诸异域史料。鞑靼方面并无文书档案流传，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在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中，他们是失语者”（96-97页），虽限于史料，却不乏从“他者”角度观察历史的意识。他从也先的视角解释土木之变未对明朝酿成灭顶之灾的原因，“对于也先的势力而言，草原注定是他的最优选择，而中原腹地更适合作为他剽掠物资的‘大仓库’。正因如此，他与明朝长期以来相安无事，明皇室南渡的威胁也从未因他而出现的”（286页）。在后文又提到，“明朝之所以能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保卫其2700公里长的北境防线，起码有如下两大因素：一是鞑靼人及其他掠夺者从未试图真正逐鹿中原；二是明朝的防线从未同时在各个方位受到严峻挑战”（792页）。这是颇具启发的观点。

注意从历史的细节出发思考问题，关注到边防中的“人”。如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军队大规模南下，引发土木之变。“当时的明廷并不清楚是什么引起了瓦剌此次大规模入侵。从《明实录》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测，瓦剌此举与其对明朝索取需求日益失衡的形势（可能由人口增长造成的）有关。如前述，瓦剌对明朝的朝贡规模日渐增大，峰值时达三千人，而明朝却不愿其使节大规模前来，时时加以限制。明廷所能提供的贸易量不足，使瓦剌方面日益不满，而双方缺乏相应的机制或机构来磋商解决这一外交、贸易矛盾，因而，由经济而起的‘蝴蝶效应’，最终煽动了一场大型战争”（271页）。从经济角度解释土木之变原因的研究成果已不鲜见（[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黄沫等译，谢亮生校：《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355页），窦德士的论述虽非新视角，却是有意义的视角，是凭藉对史料的深刻把握形成的。“我们选择从史料中的某场局部战争，某次补给缺失或某种指挥适当的细节出发，而非以一种宏大叙事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那种宏大叙事的视角固然使我们看到了这一巨大保护罩长期发挥作用的一面，却常忽略了卷涉其中的人所遭受的无尽痛苦”（30页），在战争中被杀掠的双方军民人等（423、427页）、设立榆林卫给沿边民户带来的巨大负担（654页）等正是“这种无尽的痛苦”，如此种种，展示了明朝与北境诸族博弈过程的真实状态，博弈过程中的“人”的真实状态。

交战对峙之外，窦德士认识到文化交互、贸易往来是明朝北境国防安全的组成部分，于国防安全是一把双刃剑。以藏传佛教在蒙古诸部的传播为例，“在俺答汗的极力推崇下，草原社会开始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华夷之分在模糊，藏地文化在传播，文明的种子在大草原上撒播”，明朝官员也认识到俺答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相结合对明朝边防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蕃夷求贡疏》中指出，“今闻套虏连遭丧败，俺答部下番夷悉皆离叛，势甚穷蹙，遂托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杀，阻其西掠，劝之回巢。又因而连合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献琛来王。自此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843-856页）。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了多元性特征，正确认识、合理运用多元文化力量，是明朝边疆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窦德士还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万历时“蔡汝贤所推演的，是事态发展的一种颇具威胁的可能性。对明朝来说，俺答汗崇奉格鲁派藏传佛教也并非纯粹好事。在明朝君臣的推测中，俺答汗借以建立一个依托藏传佛教，兼容蒙、藏族人并同时控制其生存之地的大帝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855页）。这一认识有其合理之处，虽然历史证明，直至明亡这仅仅是一个需要防范的可能性事件。实际上，清朝在更大范围上完成了这一任务，“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满汉合璧之路”（100页），藏传佛教很好地维系了满、蒙、藏的关系，文化的进一步互动交融，有力推动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发展，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

当然，窦德士有些观点不尽合理。如第三章写到，“但是，对于明朝势力向黑龙江地区扩张的现象，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呢？这仅仅是明朝盲目扩张而致的结果？抑或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某种好奇？又或明朝的某些霸权（A sense of global supremacy）象征？还是建立世界贸易的需要？”又将太监亦失哈上北海一事解释为“这一（由太监领导的）行动看起来似乎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授意的，这意味着它严格意义说属于明皇室内部的行为。它既没有与廷臣集议，也没有任何公开布告天下的诏旨，看起来与明朝政府无涉”（188页。原文为This activity being eunuch led meant it was a palace operation, bypassing discussion by the high offcials and avoiding any public declaration of purpose.“看起来与明朝政府无涉”应系译者所加,“由太监领导的”为译者漏译）。在明朝国家权力结构下，皇帝与政府不能画等号，宦官系统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强调“明皇室内部的行为”是怎样的逻辑？“没有与廷臣集议”是依据何种史料得出的结论？中国中原王朝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羁縻之治或直接管理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多次派人招谕东北各部，朱棣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流域广大地区逐渐建立起一百三十多个卫所，并于永乐七年正式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以康旺为首任都指挥同知，宣宗宣德二年设都指挥使，由康旺升任（杨旸、袁闾琨、傅朗云：《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40、69-70页），用“霸权”指代明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统治失之偏颇。

最后想说的是，资料丰赡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然不免罗列史料之嫌。如第十章援引弘治《宁夏新志》中户口、工商业、赋役等记载，说明“宁夏方面似乎完全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甚至摆脱中原王朝控制，建立相对独立的多民族政权。事实上，公元1038-1227年间，西夏王朝就在此立国。因此，安化王之反并非没有经济基础。不过，在明朝，宁夏仅仅成为其北境防线中的一环，是应对河套和贺兰山后之敌的桥头堡。这里地处前线，时常有前来应援的明军驻扎，加上偶尔歉收，明廷不断向宁夏调遣客兵，并提供各类补助，以弥补其供应不足。此时的宁夏，已完全成为大明王朝的一部分”（594-598页）。数千之言，似未很好地融入作者的叙述逻辑。

但终归是瑕不掩瑜，正如译后记中所言，“与传统西方汉学夺人眼球的写作手法不同，窦氏著作中大量援引了史料原文，这使得他的叙述显得谨慎，结论亦下得有理有据，甚至称其为广涉明朝长城边防文献的汇编之作，亦不为过。故无论什么类型的读者，观之当有所裨益”。开卷有益，掩卷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