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男”观察

春节将近，“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再度成为显性话题。

2024年1月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课题组发布了一份《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这份基于全国26个省（市、区）、119个村、1785个农户的报告指出：超4成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短短时间内，“求解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题”词条冲上微博热搜。

出圈的热度令黄振华颇感意外。他推测：“一则可能是碰上了春节的时点，正好是青年男女返乡相亲的高峰期；二来也说明报告切切实实反映了当下一个普遍现状。”

黄振华所在的中国农村研究院自2006年开始，持续到全国各地农村开展不同主题的田野调查。根据他的观察，近10年，农村男青年的确出现了婚配难的情况，并且呈逐年加剧的趋势。

黄振华认为，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其呈现形势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其中既包括大众熟知的“天价彩礼”现象，也包括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夹击下，农村男青年传统婚恋观的转变，“对婚姻的认同感变低了”。由此衍生的对农村社会治理带来的隐忧，也是需要被看到的另一面。

在黄振华看来，呼吁移风易俗、改变“天价彩礼”等措施能取得一定成效。“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乡村振兴，用内生性的动力去缓解这一难题。”

近日，红星新闻记者就相关话题独家专访了黄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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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个样本村庄

有51个村村干部反映大龄男青年婚配难

红星新闻：是什么契机让您展开了对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的调研？

黄振华：说起来其实是个意外。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田野调查，我们称之为“百村观察”，启动至今已有18年。“百村观察”调查问卷分为基础性和专题性，基础性调查方向常年不变，专题性的调查方向每年都会有调整。2023年我们的调查主题其实是“农村家庭建设”，其中设置了一些关于婚姻的问题。

在第一轮数据回收上来后，我们发现，未婚农村大龄男青年的数量有些突出，它反映了一些周期性的问题。针对这个现象，我们后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所以才有了这个引起热议的数据：在119个样本村庄中，有51个村的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占比42.7%。

事实上，这也并非是我们首次关注到这个现象。十几年前，大概2013年左右，那时我们下村和村干部交流，已经有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多未婚大龄男青年。这个现象只是个案，还是普遍状况？由于缺乏数据支撑，当时我们还看不出来。但基于我们长期农村调研的经验来看，这肯定是一个逐渐加剧的过程，至少在近10年是这样。

红星新闻：在研究中，课题组对“大龄”怎么界定？

黄振华：学界对于“大龄男青年”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一般来看，如果年龄在30岁以上，基本可以确定为大龄青年。但农村的视角未必是这样。比如，某村庄普遍结婚年龄是23岁左右，如果一个男青年到了28岁还没结婚，那他在当地人眼里也是大龄未婚男青年。在这次调查中，我们结合了当地人的视角去界定何为“大龄”。

红星新闻：农村男青年的择偶渠道一般有哪些？

黄振华：这次调研我们没有设置专门的问题，所以暂无宏观的数据来支撑相关渠道的比重，但渠道应该是多元化的，自由恋爱、传统的媒妁之言都有，女方是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也有。

红星新闻：男青年是会更倾向于找本地？还是外地？

黄振华：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按常理推断，农村男青年尤其是大龄男青年，如果要迫切解决成家问题，肯定不会在本地、外地上有所限制。但事实不完全是这样。受当地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男青年对于本地、外地女性的青睐程度也不同。

比如在某中部省份的农村，如果能娶到外地女性，这名男青年会被同村人视为“比较有本事”，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相比之下，求娶本地女性可能是个相对“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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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适婚女性数量少

结婚成本高，婚姻认同感降低

红星新闻：在此前的研究中，有的将“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归因为生育政策带动的连锁效应、彩礼高昂等。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黄振华：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关于成因我们进行了归纳，具体可以概括为“一少一高三低”。

一少，是指农村适婚女性比较少，这是随着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出现的现象。相对而言，年轻女性外流的数量更多，而且会倾向于在外结婚，男性则倾向于回到家乡成家。叠加了传统农村生育观念带来的性别失衡，留在村内的适婚女性数量就更少了。

一高，是指结婚成本高，也就是俗称的彩礼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省份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彩礼普遍偏高，个别地方还会逐年递增。比如，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县城，2020年它的彩礼是18.8万，已经不低了，2023年又变成了“3个九万九”，也就是将近30万。很多地方还会要求男方买房买车，这又是一笔支出。彩礼的压力下，一些男青年脱单就比较困难。